“很多家属曾经对我说，如果不是因为相信社工，其实我不太愿意告诉别人，家里有这样的老人。认知障碍症的另一个名字，叫老年痴呆，其实有着一种贬义的意味。我们在社区做工作时，希望居民、老人、包括家属，用积极的态度对待认知症。所以我们首先会关注‘老年痴呆’污名化的问题，从改变这个名字开始，让人们对它拥有一个正面的态度，以支持更多的认知症家庭。”佃乾乾说道。

　　2007年，佃乾乾大学毕业，来到深圳成为首批社工，一干就是17年。如今，她已经成为深圳市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副总干事，是深圳46名高级社工师的一份子，是“中国百名社工人物”，并4次获得深圳市“十佳督导”荣誉。

　　开始时，佃乾乾采用一对一探访的方式逐个收集独居老人的需求，并建立个案进行针对性的服务。对于孤独的老人，佃乾乾给予老人陪伴；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佃乾乾会协助老人对接适老化改造的资源；有的老人和家人的关系存在问题，佃乾乾便会帮助老人化解和家人之间的矛盾。在这一过程中，发生过一件事令佃乾乾印象深刻。那时，佃乾乾刚做社工工作不久，遭遇了第一次来自服务对象的“拒绝”。

　　佃乾乾回忆，那是一名独居的老人，佃乾乾等3名社工已经去过她家一两次，她对社工们也很热情。但是第三次去的时候，她却怎么都不愿意开门，但是社工都知道她在家里面。佃乾乾等人通过观察，判断老人没有安全问题，在门外大概等了30分钟后，说：“如果您今天不方便，那我们之后再来看您。”便回去了。那之后她们又尝试去过几次，但都吃了“闭门羹”。佃乾乾和团队的伙伴不明白，为什么老人突然之间拒绝了她们的拜访。

　　后来，佃乾乾考虑到，尽管老人和她都会讲粤语，但是老人的语言更偏向方言，仍颇有不相通之处，交流中很多的信息，其实社工了解不到。感到灰心之余，佃乾乾所在的社工“小分队”不忘给彼此打气，感到不能因为被老人“拒绝”，就不去和她交流，还是应该秉持社工职责，了解原因后再决定是否继续跟进。那时的通讯设备不像今天这样便捷，老人家里没有电话，老人保姆的手机一直打不通，给保姆发了短信也没有回音。佃乾乾等几名社工便写了一封信从老人家门送进去。她们在信中很诚恳地向老人询问，是不是上门打扰到了她？如果说是有什么误会，那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再交流一下。在信里，她们还邀请老人几天后参加由她们组织的一个义诊活动。

　　几天后，在义诊活动上，这名老人去到了现场，并很开心地和佃乾乾等人打招呼，之后还表示愿意接受社工的服务。此后这名老人每次见到社工，都笑得很开心。“这件事给我留下比较深的印象是，在服务老年人的过程里，社工要尽到自己的责任，不要因为‘被拒绝’，自己就不敢再去提供服务了。”佃乾乾说道。

　　与此同时，佃乾乾和团队成员发现实体店和网点没有专门给老年人训练思维的道具，只能买一些针对幼儿的训练产品。尽管在使用时她们会将包装拆掉，但依然有老年人会对道具的幼稚感到介意。这让佃乾乾和团队成员有很大的触动。她们不禁思考，既然市面上没有，我们能不能自己去设计一些道具给她们训练？结合社工工作的经验，佃乾乾和养老院社工团队研发了《认知训练工具包》和《认知游戏Easy包》等工具，并逐渐在养老院形成了系统的使用经验，推广到深圳多个社区。

　　佃乾乾曾遇见过一个个案，一个患有轻度认知障碍的老人，女儿是高级知识分子，特别关注母亲的情况。她用了很多的方法缓解母亲的症状，包括为母亲买平板电脑，下载儿童朗读等益智视频，并为她做了训练计划。但对于计划的效果和如何将计划进行下去，她并没有经验。佃乾乾等社工介入后，发现老人在讲话时常会忘词，而且越来越不敢表达。便为老人做了一套个性化训练方案，并使用《认知游戏Easy包》中的拼图、老物件消消乐为老人做练习。这些老物件卡片让长者回忆起了很多往事，有效地延缓了老人认知功能的退化。

　　同时，佃乾乾发现，和社工交流几次后，老人的表达越来越流利。因为社工在老人忘词时，会耐心鼓励，用各种方式引导她继续去说。讲得多了，讲得也会更好。老人的女儿之后也和佃乾乾说，社工来了之后，母亲更愿意去说话了。

　　在实务践行和督导支持外，佃乾乾还善于梳理和总结经验，将实践融入标准和撰写的文章中。在标准制定方面，她参与了民政部标准《老年社会工作服务指南》的起草和《社会工作绩效评估指南》的修订，并负责深圳市老年领域多个地级、团体标准的制定。如今，佃乾乾还担任中国老龄产业协会专家讲师、深圳市“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评审专家，及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MSW校外导师。

　　“社工在介入认知症家庭时，应当以真诚的态度，客观的视角化解老人和家属之间的问题，鼓励老人敢于表达、愿意表达。同时，也引导家属以积极正面的态度一起关注老人仍然拥有的能力，而非只是聚焦于失去。”佃乾乾说道。